樊錦詩與彭金章伉儷的故事
作者：劉暢
編者按：樊錦詩、彭金章伉儷，與武漢大學淵源頗深。自上個世紀起，武漢大學的專家們就與樊錦詩擔任院長的敦煌研究院結緣。兩院院士李德仁和妻子朱宜萱教授等人，設計并實施利用測繪遙感技術，對敦煌莫高窟進行數字復原再造，讓文化遺產在數字中永生。這種合作一直延續至今，2017年11月13日，武漢大學與敦煌研究院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。彭金章教授于1963年至1986年在武大歷史系任教，創辦考古專業，任歷史系副主任兼考古教研室主任。1986年調敦煌研究院工作，負責莫高窟北區的考古課題，2017年7月29日中午逝世，享年81歲。現轉載一篇舊文，向樊錦詩、彭金章伉儷樸素深遠的愛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樊錦詩：敦煌研究院院長，1938年出生，196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。她從25歲扎根敦煌，潛心敦煌文物研究、保護和利用工作50余年，被譽為“敦煌的女兒”。她也是繼常書鴻、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“敦煌守護神”。
彭金章：從同窗到伴侶，與樊錦詩相伴一生。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創建者，后也來到敦煌，在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工作中建功卓著。
▲從校園到沙漠，1960年代的愛情
2014年3月4日，剛剛獲得全國婦聯三八紅旗手標兵稱號的75歲高齡的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，又在北京代表她和她的丈夫彭金章，領回了由婚姻與家庭雜志社頒發的“和諧家庭·幸福榜樣”獎牌。
頒獎典禮結束后，她特意給身在敦煌的老伴兒打了個電話：“老彭啊，獎牌我替你領回來了，上面寫著：樊錦詩、彭金章當選第三屆‘和諧家庭·幸福榜樣’。”電話那頭，老彭呵呵地笑個不停。
盡管在事業上他們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可是家庭類獎項，老夫婦倆還是第一次得到。樊錦詩慣常聽到的都是人們說她“只顧事業不顧家”，誰能理解一對為了國家需要兩地生活長達19年的夫妻之間的愛情呢？
沒有誓言的校園愛情
1958年，身材嬌小的20歲姑娘樊錦詩，從上海考入北大。她不愛說話卻事事有自己的主意，誠實單純又有點孩子氣。入學不久，她就鬧了幾次笑話：洗的衣服忘了收，幾天之后不翼而飛；過了不久，竟連被子也找不到了——生活用品七七八八被她丟了個差不多。父親給她寫信：再丟就該把你自己給丟了吧。上海的家里一直有保姆，從小，生活上事事有人操心，她當然就變“笨”了。離家求學這一年，她才開始學習釘扣子、補衣服，照顧自己。
大學時代的樊錦詩，最喜歡的是圖書館。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，那個叫彭金章的男同學總是會比她早到，并且在身邊給她占一個位子。并不被校方提倡的學生愛情，就從這默默無言的關心中開始了。
樊錦詩總習慣在手腕上系一塊毛巾手絹，彭金章看在眼里，就送給她一塊更好看的，繡有紅的、黃的、綠的小點點的毛巾手絹。可他不知道，送毛巾手絹是對的，但是樊錦詩并不喜歡花花綠綠的小點點。然而她沒吭氣，收下了。他又把他認為最好吃的家鄉吃食帶給她——其實并不合這江南姑娘的口味，可是她也沒說，開心地嘗嘗，吃掉了。她看到了這個男孩子的心。
彭金章生長在河北農村，為人淳樸實在。他是考古專業的生活委員，很習慣細致地關懷、照顧人，這正是生活上馬馬虎虎的樊錦詩不具備的。從年輕的時候起，彭金章就被同學、同事稱作“老彭”，因為他見人總是笑呵呵的，跟誰都能打成一片。樊錦詩呢，卻始終被人喚作“小樊”，這稱呼直到她年紀大了人家才不叫了。
“小樊”說，她對“老彭”的感覺，從始至終沒有變過，就是兩個字——可信。雖然同時期也有別的男同學追求她，但她沒想過和老彭以外的人好。雖然生長在條件優越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，樊錦詩身上卻沒有一點大小姐的挑剔和嬌氣，相反，她不喜歡甜言蜜語和一切華而不實的東西。她的簡單和彭金章的質樸不謀而合，他們的愛情心照不宣。
走進敦煌的少女
如果說，除了老彭以外，樊錦詩還把自己的心交給過什么人，那這“人”就是敦煌。人們經常質疑樊錦詩這輩子為了敦煌，薄待了老彭，樊錦詩卻說，她和敦煌的愛戀，離不開老彭的支持和奉獻。
受愛好藝術的父親影響，樊錦詩從小喜歡徜徉在博物館、美術館，陶醉于歷史文化之美，于是很自然地知道了敦煌，并對這個藝術寶庫充滿神往。
1962年，24歲的她和另外3名同學一起，因實習來到敦煌。當中學課文和美術展覽中的敦煌藝術呈現在眼前時，樊錦詩和同學們都被震撼了。鳴沙山和三危山的懷抱中是密密層層的洞窟，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萬，壁畫更是“天衣飛揚，滿壁風動”，精美絕倫。
然而，與洞內的神仙世界、藝術宮殿形成鮮明反差的是，洞外的生活苦惡異常。莫高窟位于甘肅省最西端，氣候干燥，黃沙漫天，與世隔絕，渺無人煙。以常書鴻、段文杰為代表的第一、第二代敦煌人，都居住在破廟泥屋里，沒水沒電，沒有衛生設施。吃的是白面條，配菜是一碟鹽、一碟醋。沒有商店，聽不到收音機，看的報紙都是10天以前的。每天，樊錦詩要跟先生們爬蜈蚣梯進洞去做研究。城市里的人根本沒見過那種梯子—一根繩子直上直下地吊著，沿繩一左一右插著腳蹬子。因為害怕蜈蚣梯，樊錦詩改了早起喝水的習慣，這樣整個上午都不用上廁所。整個實習期，樊錦詩的頭發就沒洗干凈過，怎么洗都是黏黏的。多年后她才知道，那是敦煌水質不好的緣故。
樊錦詩從小體弱多病，因為水土不服，她的實習期提前結束了。滿足了探秘敦煌的好奇心，這個城市姑娘也沒想過再回去。何況，城市里還有一直默默關心著她的戀人彭金章。
時間到了1963年，樊錦詩和彭金章面臨畢業分配。聽說敦煌寫信來和北大要人，名單里有到敦煌實習過的樊錦詩。父親從上海寫信來向學校“求情”，樊錦詩卻把“求情信”扣下，沒有轉交。那一年，國家正在提倡學雷鋒，樊錦詩和同學們剛在學習活動上宣過誓：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個人的志愿。她不愿說一套做一套，當國家真正需要的時候就把父親搬出來。就是這么一個單純得近乎“傻”的想法，讓她的命運一輩子和敦煌連在了一起。與此同時，老彭被分配到了武漢大學。“服從分配”也是他們心照不宣的一致選擇。
樊錦詩和彭金章的愛情里沒有過一句信誓旦旦、可歌可泣的話，即便在面臨天各一方的時候也沒有。各自奔向“祖國需要的地方”后，彭金章還是像學校里一樣默默關懷著樊錦詩，經常給她寫信。信中沒有“你儂我儂”，只是互相告訴對方工作和生活的情況，至多最后互道一聲問候、珍重。當武漢大學的同事張羅著給彭金章介紹對象的時候，這個大齡男青年總表現得不積極。時間長了大家才知道，他有個長期通信的女同學。看到信封上的“敦煌”二字，同事們取笑老彭：“原來是個‘飛天’呢！”
曠日持久的分居拉鋸戰
再入敦煌，為了梳洗方便，樊錦詩干脆剪了個極短的運動員頭，從那時起，她幾十年沒再留過長發。她雖是年輕女兒身，卻過起了苦行僧的生活。可是，這樣的犧牲換來的，并不是順利地投身學術研究——1963年起，“四清”接著“文革”，不論敦煌還是武漢，“運動”和“斗爭”成為全國人民生活的主題。
1967年元月，樊錦詩在“文革”大串聯中來到武漢，與彭金章在武漢大學的宿舍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，此后便是長達19年的分離。期間，每隔一兩年，樊錦詩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親假，到武漢與丈夫團聚。這樣的兩地夫妻，在那時并不鮮見。被國家和社會命運裹挾著的人們，個人情感只能像涓涓細流，被消音在轟轟烈烈的時代浪潮中。
1968年11月，樊錦詩與彭金章的第一個孩子在敦煌出生。敦煌條件艱苦，原本懷孕后，她一直申請到武漢待產，可是請求得不到批準。生產之前，樊錦詩還在地里參加勞動摘棉花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，她就在生著煤爐、布滿煙塵的簡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兒子。那時，從武漢到敦煌要去鄭州轉車，從鄭州到敦煌還要坐兩天兩夜的火車，下了火車還要轉汽車……得到兒子出生的電報，彭金章挑著小孩衣服、雞蛋等物資，歷盡顛簸趕到敦煌，已是一周以后。樊錦詩第一眼看到風塵仆仆、挑著扁擔的丈夫，感動和酸楚一齊涌上心頭。彭金章看到，他們的孩子，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襖里，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沒有。
武漢三天兩頭來電報，催促彭金章回去參加“運動”。彭金章不放心妻子，一拖再拖，可是，仍沒等到孩子滿月，就不得不折回武漢。樊錦詩沒出月子，就得到冰涼的河里提水，一個人照顧嬰兒。56天的產假結束后，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蠟燭包里，單獨留在家。孩子一天天長大，蠟燭包漸漸捆不住了，她又把被子疊放在床沿，防止孩子跌落。每天上工，她都提心吊膽。如果下班走到門口，聽到孩子在哭，那反而是好兆頭，說明孩子安全；如果靜悄悄的，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。下班回來，她總是先把門推開一道縫，看看孩子還在不在。
一次，孩子從門縫里看到媽媽，呵呵地笑——樊錦詩推開門才發現，孩子拉了一床。“你這個壞東西，還笑喲。”她逗兒子。只要孩子沒事，就值得笑。可是有一天，孩子從床上掉下地來。樊錦詩下班回來的時候，孩子正坐在滾燙的爐子邊上哭，滿臉都是煤渣。兒子每天都處在潛在的危險中，做母親的卻無計可施。堅持到孩子1歲半，她只得將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，托孩子的姑姑撫養。
孩子走后，樊錦詩日思夜想，只能靠寫信和寄錢傳遞母愛。1973年，樊錦詩和彭金章的第二個兒子出生。孩子的姑姑無法承擔照顧兩個孩子的重擔，把老大送到武漢，把老二換到河北。這樣，彭金章成了一個人帶孩子的“超級奶爸”。他又要講課，又要出差。平時，父子倆吃食堂，出差時，就只好把兒子交給同事照看。
與此同時，他們的小兒子在河北長到5歲，因為農村閉塞，又寄人籬下，孩子變得沉默寡言。樊錦詩決定把孩子領回來。剛領回來的時候，孩子跟媽媽說話都顯得怯怯的，途經北京，看抽水馬桶都新鮮。多年來，彭金章又當爹又當媽，照顧著大兒子，樊錦詩想，不能再把老二也壓給他。就這樣，小兒子和樊錦詩來到敦煌。
身邊有了日夜思念的孩子，樊錦詩感到很愉快。在空曠的敦煌莫高窟，在媽媽身邊，孩子日漸開朗起來。樊錦詩也想盡量“助長”兒子的快樂。有時候，在太陽底下給孩子曬一盆洗澡水，孩子能邊洗邊玩兒上兩個小時；有時候，小家伙偷懶沒有洗澡，帶著滿身的沙子就上了床，樊錦詩也并不斥責。她教兒子認字、數數，孩子很快就能數到1000。小屋里總能聽到母子倆的笑聲。
可是，莫高窟離敦煌市還有25公里，孩子無法接受正規的教育。研究院找了個高中生給子弟開復合班，多個年級的孩子坐在一個教室里上課。寫著一年級的作業，聽著四年級的課文，孩子總是無法專心。晚上回來，孩子問媽媽“為什么2減1等于1？”樊錦詩很納悶，這還不簡單嗎？她把到嘴邊的話咽了回去，拿兩根火柴給孩子演示，拿走一根，還剩幾根？孩子一下明白了媽媽的講解。過了些天，孩子又問媽媽：“36除以6等于多少？”樊錦詩奇怪，難道老師連九九乘法表都不會教嗎？孩子的作業經常出現白字，還說“老師就是這樣講的”。她越來越感到，這樣下去不行，孩子的教育要被毀了。
無奈之下，延續了兩年的母子生活又被迫中斷，小兒子7歲那年，被送到樊錦詩的老家上海上學。孩子非常想念敦煌，他記得從敦煌來上海乘的是火車，他以為找到鐵路就能找到敦煌，找到媽媽—就這樣，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！盡管最后找了回來，但上海的家人一定要樊錦詩和彭金章把兒子領走——誰都不愿這樣駭人的事情再發生。敦煌不行，就只有武漢——這一次，又是老彭挺身而出，沒有一點埋怨地把小兒子接到身邊，默默承擔起照顧兩個調皮男孩的責任。
相聚是最好的時光
一方面，樊錦詩多次請調到武漢工作，都得不到批準；一方面，年深日久，她對敦煌也產生了深厚的感情。“運動”搞了那么些年，她總覺得，來到敦煌還沒有真正做點業務，就這樣走了，對不起篳路藍縷開創敦煌事業的前輩，也對不起自己。一邊是對敦煌的責任，一邊是對丈夫和兒子的惦念，團聚的事就在矛盾和困阻中一拖再拖。
對于這個聚少離多的四口之家來說，最奢侈也最美好的事，就是短暫的相見。樊錦詩到武漢探親時，一家人住在10平方米的宿舍里，四口人同睡一張床，小方凳上鋪塊木板就是飯桌——可是只要能團聚，這又怎么算得苦呢？探親假里，她可以好好看看溫厚的丈夫、淘氣的兒子，給他們做幾頓像樣的飯菜，也讓老彭多享受幾天有妻子操持家務的輕松。
樊錦詩清楚地記得，每次她到武漢探親，孩子就養胖一些，她一走，孩子很快又會瘦。因為不穩定的童年生活，兩個孩子的學習和成長都受到了很大影響，大兒子當時成績糟糕，已經面臨考不上大學。為了改變這種不正常的家庭局面，1986年，又是彭金章，做出了最艱難的決定——放棄武漢大學的一切，奔赴敦煌。那時，他已經快50歲了，是武漢大學歷史系副主任、考古教研室主任——這對一個男人來講，是多么大的事業犧牲！彭金章沒有對妻子說過一句勉強的話、抱怨的話、委屈的話，他對妻子的理解和包容，總是化入無言的行動。
來到敦煌的彭金章，從零開始建立事業，主持多項考古發掘。特別是主持了一直被學界輕視的莫高窟北區的考古發掘，使莫高窟現存洞窟數量從400多個增加到700多個，為世界矚目。
向往團聚的一家四口，其實至今沒有真正團聚。舉家來到甘肅后，兩個孩子在蘭州讀書，樊錦詩夫婦在1100公里外的敦煌工作，探望孩子還需要乘1天1夜的火車。后來孩子大了，或出國或工作，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。1998年，60歲的樊錦詩成為敦煌研究院院長，開始滿世界出差。老彭退休后生了一場大病，自此專心在家休養；而如今75歲高齡的樊錦詩還在為敦煌工作。她和老伴兒相互扶持，走過了一輩子，真正在一起的時間屈指可數。至今，他們也不會頻繁地打電話，或者對對方說一句“不舍”“相思”。她會在每一次火車開動或飛機降落的時候，給老伴兒報個平安，他會在她回到家里的時候把飯菜做好，無論他什么時候問，她都說“好吃”。
這就是樊錦詩和彭金章之間跨越半個世紀的無言之愛，也是他們那一代人愛的方式。為了一句學雷鋒活動上的宣誓，將自己從城市放逐到荒煙大漠??樊錦詩說，可喜的是現在的敦煌人不必再承受那樣的苦楚，敦煌，已經是一座燈光輝煌的美麗城市。
▲彭金章、樊錦詩夫婦難得的同游
（原載《婚姻與家庭：社會紀實》2014年5月刊，原題《“敦煌女兒”樊錦詩：一場不可復制的愛戀》 本網編輯：肖珊）